1964年3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案件：3月13日晚上，一位年轻的餐馆服务生吉诺维斯在下班后回家，当她下车朝公寓走去时遭遇歹徒袭击并被残忍杀害。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杀害行动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期间吉诺维斯数次尖叫着喊救命、惨叫求饶，其中包括，“哦，我的上帝！他拿刀捅我！请帮帮我！”并且至少有38人目睹了这一场凶杀，周围住户们的谈话声和窗口的灯光也数次打断了凶手的行动，将其吓退。但每次凶手返回来时，都会将她找出再次用刀捅。遗憾的是，在这次凶杀发生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人打电话报警；直到最后，才有一位目击者拨打了报警电话。但不幸的是，吉诺维斯在被送去医院的途中就死去了。

虽然吉诺维斯的事件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它并非个案。我们总是能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同样震惊的类似事件在世界各地继续发生着，包括在我们中国。

为什么我们会对他人的呼救如此无动于衷呢？为什么人们在这样的情境下不去帮助他人呢？这样的惨剧是否揭示了一种人性沦丧？或者说是我们文化出现了一种道德滑坡？

当时还是美国纽约大学年轻的助理教授的约翰·达利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毕博·拉塔内（1968）想要对这起事件给出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一个人在目击了一次紧急事件后，尤其是像有人被刺杀这种使人惊呆的场景时，当事人会处在一种矛盾的境地中。人道主义准则和良心的鞭策促使他们想要伸出援手，但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恐惧会阻止他们的行为。毕竟，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受伤，或许还会体验到抛头露面的尴尬，甚至会担心惹上司法麻烦等等。那么这些情景特点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内心冲突的解决呢？

达利和拉塔内分析，有他人在场目击同样的紧急事件，这一社会场景本身会从多个方面阻碍人们的帮助行为，而非激励他们进行帮助的举动。

首先，从众心理的影响。看到没有其他人帮助可能会让一个人把当下的情境解释为非紧急性的，所以感到并没有义务去帮忙。“这可能就是情侣之间拌拌嘴。”集体的不作为会导致进一步的集体不作为。

第二，“集体性无感”（pluralistic ignorance）的困惑。一个人可能不知道其他人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会让他推测其他人实际上可能正在帮忙，那么就不需要再多一个人加入了。

最后，责任扩散的干扰。人们未能帮助，是因为帮助的责任分摊到了围观者每个人的身上，同样由于不作为而受到的责备也是扩散的。如果吉诺维斯绝望的哭喊是被一个人所听到的，并且这个人相信自己是这一事件的唯一目击证人，那么这件惨案最后的结局可能就不会那么悲惨。因为需要站出来干预的压力会聚焦在这名唯一的目击者身上。

因此， 达利和拉塔内提出一个假设，这就是现在心理学中非常有名的“旁观者效应”。即：在一件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旁观者的数量越多，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挺身而出的可能性就越小，或者站出来的时机就越晚。

他们随即使用实证研究对这种假设进行检验。在实验中，实验参与者被分作独自一人或处于群体之中。实验设置一个可以分成不同级别的紧急情况，从轻微的不舒适到严重的生命危险，他们观察参与者提供帮助的参与者数量以及参与者的反应时间。结果发现，当其他人在场时，提供帮助的参与者所占的人数百分比减小。

例如，拉塔内和朱迪丝·罗丹（Judith Rodin，1969）让参加实验的被试听到隔壁办公室里一位女士从椅子上重重摔下来的声音并大声呻吟：“哎呀，我的天呐！我的脚……我……我……不能动……它。哎呀，我的裸骨。我……拿不开……这个……东西。”事情的全部过程大约持续两分钟。观察被试在不同情境中的反应。第一种情境下，被试单独在场，结果有70%的被试去帮助受害者；第二种情境下，事情发生时有两个陌生人在场，结果有40%的被试去帮助受害者；第三种情境下，被试与一位消极的实验者助手在场，他对被试说不用帮忙，结果只有7%的被试去帮助受害者。

自1980年以来，有60多个实验研究比较了独自一人或与他人在一起时的亲社会行为表现，结果发现，大约有90%的实验都证明：独自一人时更可能提供帮助。研究还发现，在场人数越多，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小。研究证明了“旁观者效应”的普遍性：在一件紧急事件中，如果有更多的目击者，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挺身而出的几率也就越小。这是因为个体通常对其他人的反应不知情，或者是因为他们不觉得对防止悲剧的产生有唯一的责任。后来，也有其他研究者总结得出：事情的紧急与否、模糊性、群体的凝聚力、环境的熟悉性甚至文化差异等因素都会影响“旁观者效应”。

拉塔内教授后来采用了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对小群体内的个人、少数派、多数派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拉塔内教授在美国的大西洋大学任教，2009年到美国出发的时候，还专门坐车去了他的办公室参观，看到他在上课，就没有打搅。

华东师大时蓉华教授有一位学生，做拉塔内教授的访问学者，在他的推荐下，1994年，拉塔内到中国上海开展现场研究，时老师推荐了当时的石化总厂工人宿舍。我全程陪同这位老先生，参观西湖，考察现场，翻译论文。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建立在这次的现场调查的基础上，题目是《空间距离与态度转变》，核心观点是人们的态度类似性与他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呈正相关。

随着1997年我离开华东师大，就在也没有就这个领域继续开展研究了，也不清楚拉塔内教授的近况。直至现在，东心健康又一次聚焦社会心理学，聚焦社会环境下人的心理的变化，拉塔内教授的先驱性研究又回到了聚光灯下。

冷漠只是社会环境下个体的一种反应状态，与他对应的，还有见义勇为、社会惰化等等。这个领域比文化学好控制变量，不心理学更接近现实，研究场景更加可靠。随着大数据的应用，小群体研究就想是一只火车头，带动着：宗教、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发展。